内容全面是针对完成后的法典而言所具备的优势，但这一优势于编纂过程而言则为劣势，只要法典中的某个部分的立法成熟度不充分，就会影响整部法典的编纂进程。
在德国，裁量收缩理论的适用情境主要被设定为课予义务诉讼。赔偿责任的分担问题无法回避，却极为复杂。
判断裁量是否收缩尽管是从生活出发的，而非规范，却仍然无法离开规范。[31]前引[28]，阿部泰隆书，第509页。[29][日]最判平成７年６月２３日、民集49巻6号1600頁（クロロキン薬害訴訟）。[21]因为裁量收缩的要件如此严苛，以至于行政义务（其对应物是私人的行政介入请求权）的发生只能是一种例外。该法第1条规定：为了防治洪水，防御、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制定本法。
如，对110报警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朴素的疑问：是不是所有报警而未获及时出警的治安案件受害人都应获得国家赔偿？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此时，裁量幅度收缩为零，无瑕疵裁量行使请求权转化为请求特定行政行为之严格请求权。如老年人会因为多病、残疾等情形，导致生活风险增大，也可考虑在一般基准上增加老年人的特别生活需要费用。
如规定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养老、住房等领域均存在此种情形。[4]此处需要甄别几个相关概念，民营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三、政府保障型契约的内部构造：契约条款中嵌入公共性保障要素由于政府保障型契约的重点在于政府保障，因此其首要目的在于通过契约条款中公法规则的嵌入，通过缔约资格、服务质量以及相应的禁止性规范的设定，通过控制质量、保障程序公平等要素，使契约本身成为更富有意义的责任确保工具。保障性住房也以满足公民最基本的住房需求为目的。
也就是说，契约所含公共性要素越强，缔约主体资格限制越严苛。一般而言，基于合同双方约定，如存在合同履行不当，不遵守相应的管理规则或者服务提供质量存在问题则可终止协议，重新通过招标投标程序寻求新的服务提供商。
具体到公建民营养老服务供给模式，首先便强调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确保，即需保证孤寡、高龄、失能以及失独老年人的入住。[6]此外亦有纯粹的租赁方式，即对于那些利用公办养老机构场地或设施的私主体，采用收取租金的方式实现社会化。如上文所述契约，尽管类型各异，但至少都存在公私法混合的色彩，尤其是由于公建民营模式的本质属性，其背后始终受制于政府财政以及其中国有资产和设施的利用都存在公益属性的确保，此时亦需公法规则的调整。相对之下，以往我们对行政法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了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或会忽略行政机关民事活动可能具有的行政法意义。
采取市场化的契约方式之后，仍需政府保障，这种保障源于服务提供的公共性，进而基于这种公共性，相应的政府保障义务得以展开。其中，预算财政支出是基础，也是审查和分析公共性的重要因素。但对于信用惩戒等缔约资格限制条款也需遵循依法行政的要求，即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地排除潜在缔约者，如将与履行风险无关的相应要求加入缔约资格限制之上。BOT协议尽管包括特许经营这种模式，但其也未必能构成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
这种契约活动如何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或社会化之后，依然能兼顾公共利益等公共性要求则是相关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外在调控上，也包括划拨土地等政策性扶助措施和相应监管措施。
如有些地方规定了公益性床位比例是50%，有些地方是20%，还有些地方未加规定。结语概括而言，政府保障型契约包括如下特征：（1）公共性保障目标，包括公共利益、公共福祉、公的投资几方面。
只是基于政府保障的要求，该类契约在合同终止、退出、接管等相应阶段，都需向社会公告且及时做好相应服务转交等衔接工作。如利用市场化，规避公益职能或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有违公益要求，则会面临相应处罚或退出。综上，养老服务提供的质量评估是以老年人的满意程度为基准的，具体可能包括老年人是否得到必要照料、是否给予必要精神疏导以及是否配置必要医疗设施等。[5]第三方是监管方，为行政机关，通常是民政部门或相关街道、乡镇人民政府。此时，决策者面临艰难的政策选择，即如何在普遍弱势的老年人中寻求最弱势的老人抑或采取普适性的公平对待政策。该种模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最初动机是提高养老服务效率。
[16]例如，《江西省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暂行办法》（江西省民政厅，2018年5月9日发布）第4条指出，公建民营养老服务设施应突出公益属性，发挥兜底保障和社会服务作用，优先保障城乡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的孤寡、高龄、失能、失独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如养老保障中对保基本、兜底线的确保。
我国人口规模巨大所带来的老龄化问题亦需实践与理论的回应。反之，则会被要求退出市场。
在履行环节的监管，如对未经所有权方同意，擅自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运营方的。[21]Freeman, Jody. The Contracting State.28(5)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0), P.212.[22]参见[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196页[23]参见钟瑞栋：《民法中的资格型强制性规范及其效力》，载《法治论丛》2010年第3期，第40页。
[32]参见《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本市公建养老服务设施委托社会力量运营的指导意见（试行）》（沪民福发〔2017〕29号）。[19][美]J.S.朱恩：《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辩证——关于公共福祉的重新争论》，孟凡民编译，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91页。用于阐述个人权利的原则是刚性的，而用于阐述集体福利的政策则是柔性的，可妥协的。对于这种建立于公私法厘分基础之上的公法、私法契约划分，我国台湾学者提出公私混合契约，认为其中存在公法与私法标的且各标的之间彼此依赖。
推及至其他领域，如保障性住房提供领域的契约适用，其公共性目的本就在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进而，绩效评估常会以服务和质量为核心加以考察。
这是公建民营养老机构需要回应的现实背景。对养老服务领域政府保障型契约的规范建构与推广适用，能够有效回应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充分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解决全民对老有所养的后顾之忧。
但政府保障型契约的缔约主体资格存在一定限制，这种限制程度依公益性的确保要求而有所差异。[24]《西安市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实施办法（试行）》（西规〔2021〕014-民政局002）。
这种委托是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之需的一种公私合作机制，即在经营、管理甚或建造环节引入私人力量，以实现民间资本的注入。这种服务包括四个维度，即关心、照顾、给予照料、接受照料。[35]临时接管是指行政主体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具备法定情形时对特定对象采取的强制性接收和管理行为。[8]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申1024号民事裁定书。
伴随当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更迭，养老保障制度健全与否也是人口政策的一环，如果不能妥当做到老有所养，势必会对生育政策造成影响。（一）公建民营养老模式的产生中国传统观念素来注重孝道为基础的家庭养老模式，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3条明确规定了以居家为基础的养老模式，强调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尊重、关心和照料。
[20]参见赵元济：《行政法学上の「公益」に関する一考察》，载《驹泽法曹》2012年第8期，第9页。至少可以认为，公建民营契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协议。
如果私主体不能定期缴纳租金，自然会退出市场。[29]参见韩君玲：《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设定与司法审查——以日本废止老龄加算的生存权诉讼为中心》，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110页。
